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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奇坐在长榻主位上，含笑抚着长须，对李氏道：“贡举之事，七郎在试场上应是无碍，该下的功夫在试场之外。”他这些日子也很是打听了一番，对贡举也算是了解得更透彻了，“我虽职官位卑，但总算也是从七品下，又是太原王氏嫡支出身，想必区区县试应是无妨。至于府试、省试，太原王氏的郡望名头大概也不顶用了。”

王玫听得云里雾里，完全不明白自家阿爷在说些什么：“阿爷，难不成试官判卷排名次，也要看是谁家子弟不成？”她以为科举制中，最提防的便是营私舞弊。以前也多少听过明清时的科场舞弊案，每一次无不牵连甚众。皇帝最在意的便是欺上瞒下，在科举上走人情关系，明晃晃地以权谋私，与收买人心无二，如何能忍得？

不过，她低估了唐时世家大族、高官勋贵的力量，也高估了此时贡举制度的完备程度。眼下仍是世家贵族和寒门庶族贵贱分明的时候，平民百姓之家往往供不起一个读书的士子。即使能供得起，也找不到合适的先生。在官学远比私学更受重视的年代，能进入官学的子弟靠的就是资荫身份。如，父祖为三品以上，方有资格入国子学；父祖为五品以上，方有资格入太学；父祖为七品以上，方能入四门学。八品以下子弟与庶民只能入律学、书学、算学，但因所学甚偏，入仕后也很难往上升迁。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几乎聚集了所有官家子弟，又有名师教导，因而省试所取之士多从中出身。而各州解送的举子，往往连考多年却毫无所得。

王珂年少时，王奇职官寒微，按资荫只能入律学、书学、算学。当然，堂堂太原王氏三房嫡支嫡子，岂能去学那种杂艺。王奇便靠着太原王氏的名头，在家中延请了先生，教王珂读书。他天资聪颖，太原王氏又有家学渊源，自是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、策论杂文，样样都出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