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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的是个靓仔，面无表情，目光犀利，目中无人，放好了证件原件，扫了两眼，慢腾腾抽出了结婚证，翻了翻，放到一边，再抽出绿皮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，翻开第一页，瞅了瞅，拿起手边的电话，拨通了当地的计生办的电话，等了两分钟，一句话没说，放下了电话，抬起头，直视贺兰，翻着白眼说：“结婚证是假的。办好了再来，别拿假的，不然列入黑名单，等拿真的来都没用了。”说完了，码齐了证件，放到窗台上。贺兰收了证件，悻悻地离开窗口，默默地离开街道办，闷闷不乐回到了公司。

贺兰说：“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说再要是搞假的，就列入黑名单，就没得搞了。”祥子说：“那只得回老家了，结婚证要本人办，旁人代不了。”贺兰说：“我怎么离得开？”祥子说：“你也该看看你妈了。”贺兰说：“找你二弟帮忙。”祥子说：“找他干啥？直接去民政局办，干嘛偷偷摸摸的？”贺兰说：“其实，我早就想回家了，还不是走不开，我估计，最终还得找老二。”祥子说：“有什么不放心的，又没什么生意。”贺兰说：“那就订票。”祥子说：“放心吧，公司这点事，我搞得定。”贺兰说：“我回去了，自己注意。”祥子说：“你不放心，你留下，我回去。”贺兰说：“罢了罢了，革命靠自觉，管得了人，管不住心。”祥子急了：“神经质。”

贺兰叫出了阿兰，唧唧咕咕聊了半个钟，接着叫出薛经理，跟她也是聊了半个钟，然后就跟祥子上街去了，先订了票，再逛超市，回到家时，每人手上提着两个大塑料袋子，绷得直直的，好似要断掉。第二天，贺兰提着一袋子证件，拖着一箱子礼物，回老家了。

进到家门，喝了口水，贺兰把礼物分装好了，在心里记牢了，才回过头来，跟父母诉说思念之苦，接着吃了中饭，然后提着大包小包出了门，跑了两圈，把礼物送给亲戚朋友，该给的都给了，该看的都看了，这个不能马虎。回到家，又喝了一口水，来到祥子二弟的家，没回乡下。祥子乡下的老家没人住了，茅草都长了丈把高了，屋子里全是老鼠，说不定有蛇，已经荒弃好多年了，大家都搬到了县城，父母住在老二的家里，给他带孩子呢。

祥子的二弟，自从辍学后，干着建筑工地提灰桶的活，跟着包工头走南闯北，几乎跑遍了中国，最后还是跑回了老家，不干了。不是他舍不得吃苦，不是这个活难干，也不是没活干，是工资太难要了。建筑工地的活，平时不发工资，年终结算，头疼脑热要花钱，可以预支。到了年底，大伙都回了家，包工头没回家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上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