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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科学院是官本位，职称是行政干部决定。年代你要在中关村最好的宿舍楼上往下扔十块砖头，能砸八个处长，四个正的、四个副的——还有两个是卖大白菜的。那时候分房等等都按级别，研究员是处长级别，副研究员是副处长级别。科学院的研究员屈指可数，还有死一个上来一个的怪招限制着。处长副处长可是没有名额限制，所以同一个级别，行政干部是科技人员的四五倍。因此，科学院当时最好的待遇都是行政干部拿，这就是权啊。

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，就是科研的停滞不前。不是人才不多，不是大家不干，是我们的体制不行，项目安排不合理，搞的研究不能变成实际的生产力，真的是人才积压啊。比如杨乐、张广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时候，都不过是副研究员。多少人的青春就在灰色的楼房里悄然流逝呢？现在想来还令我为他们感到不平和痛切。我记得那些*儒雅的叔叔阿姨们每年都有两次两眼发红，仿佛吃错了药的时候。一次是分房，一次是评职称。唉……

后来总理专门见郭沫若，说，你个科学院比我的国务院还复杂。

让总理一批，好了一点儿，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郭沫若也没办法，因为当时全国就是那样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越危险嘛”，谁是领导阶级的原则问题嘛。所以科学院的职称问题一直到年小平同志上来才有了转机。老邓敢下手，在科学院搞“五子登科”：妻子问题——解决科研人员两地分居；房子问题——优先分配给科技人员；车子问题——为科研人员开班车；孩子问题——扩大科学院幼儿园；帽子问题——增大了每年提职称的比例。压力挺大，但是老邓肩膀绝对够硬。

具体负责的两个人，科学院的人至今缅怀——*和张劲夫。

萨娘就是那个时候从河北调回北京来的。萨也是8岁开始，才有了和自己母亲亲密接近的机会。

不过职称这个问题好像很长时间都没能完全解决，因为科学院为中央直属，不像地方上那样对职称问题能够“搞活”。年我回去，还听说有一位因为职称问题得癌症去世了。我知道她的水平，国家烟草局在全国的管理系统，就出自她的手笔，然而，评研究员，她的年头还没熬够——至死都没熬够。

其实，现在的职称已经没有过去所附加的那样多物质好处，但是知识分子“好名”的习惯是没办法的。

因为科学院人对职称的珍重，也不免引起一些笑话。当年我们家买来一台电脑，人家公司负责送货安装。来了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搞安装，萨爹又是敬茶，又是上点心。等人家走了还一个劲儿地对我们兄弟感慨，让我们向人家学习。莫名其妙之中看到萨爹递过来小伙子的名片，上面赫然印着“安装工程师”的字样，萨爹感慨：“我多才评上工程师，看看人家……”

唉，真是食古不化啊，这事儿直到萨弟暑假打工，那皮包公司也给他印了一个“系统工程师”的名片，萨爹才恍然大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