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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说，在如何与强权打交道、如何在弱势中奋发图强这两方面，日本有资格做中国的老师。但是，日本的可怕就在于，它的崛起不仅未成为中国之福，反成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祸的根源。近代以来的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，它的富强需要以中国的贫弱为基础，它的民族优越感需要以中华民族受虐受辱为代价，它的国内危机需要到中国来解决，它的国际地位需要牺牲中国来满足。

千年师生一朝易位，两国关系说到底和而不同。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恩恩怨怨，许多是由双方文化认知的不同引起的。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以儒家学说为主导，在对外交往中讲究王道、宽厚，有时甚至达到以德报怨之地步，无非是希望以王道感化对方，求一个“和”的境地。

但日本人另有自己的思维逻辑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·迪克特在其名著《菊与刀》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，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文化中的等级秩序观念。“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对待的。”此种观念之下，认错往往只是认输，是对强者权力的认可，而非对自己罪行的愧疚。基于这种思维，在近现代历史上，日本对中国伤害最烈却鲜有愧意。每当中国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之时，总是由于受到日本实质性的伤害而创业未半，中道崩殂。这样的伤害至少有两次。一次是洋务运动，虽然今天对这场运动或许会有诸多不同的评价，但毫无疑问，洋务运动还是开启了中国科技、工业，包括军事现代化的先河。当洋务运动小有成就时，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，使其彻底破产。对一个“蕞尔小国”的战败以及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基本上阻滞了清zhengfu自身现代化的努力，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。另一次是在世纪年代，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政局终于稍事稳定，—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。但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，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使中国社会经济蒙受了极大的损失。

全世界的棒球都有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则，三次违规即出局——英文中常借此隐喻可以宽容再一再二，决不可饶恕再三再四之义。近代日本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先后两次横刀隔阻，在世纪，它会第三次亮刀吗？

《拐点》一书从历史的善意出发，百年恩怨，话说从头。主要的目的是认知，不是纠葛；是历史的记忆，不是现实的仇恨。是王道与宽厚，而不是化掌为刀。

老枪

年7月写于北京青年湖